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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  四月十六日，凌晨两点。

    鑫时代三号录音棚，灯火通明得像手术室。

    顾家辉趴在控制台上，眼镜滑到鼻尖，左手按着耳机，右手在总谱上疯狂涂改。

    “不对，这个转调太生硬，日语和粤语的音律差了三度。”

    黄沾盘腿坐在地板上，面前摊着三十多张，写满又划掉的歌词纸。

    茅台酒瓶已经空了一半，但他眼睛亮得像探照灯。

    “辉哥！我想到了！副歌第一句用日语唱‘东京的雨是垂直的’，第二句转粤语‘香港的风是打圈的’！两种天气，两种语法，但都是‘想你想到睡不着’！”

    “沾哥你喝多了吧？”

    谭咏麟瘫在沙发上，腿上敷着冰袋，手里拿着日语罗马音标注纸，“‘垂直’日语怎么说？‘打圈’粤语怎么押韵？”

    “我管他押不押韵！”

    黄沾跳起来，“感情到了，音律自己会找路！”

    “找路个鬼。”张国荣轻声说。

    他坐在角落的钢琴凳上，面前摊着高桥幸宏，从东京传真来的乐谱。

    全是抽象的图形符号和频率标注。

    “高桥说，这段要用合成器，模拟地铁进站的声音，但要把音高调到人耳，最不适的频率区间，制造‘都市的压迫感’。”

    他手指在琴键上，试了几个音。

    皱眉：“然后人声要在这种压迫感里，唱出‘门推开一半的犹豫’。”

    录音棚里突然安静。

    所有人都看向张国荣。

    他抬起头，脸上有种罕见的困惑：“我好像，把自己逼进死胡同了。”

    “那就撞破它。”

    赵鑫的声音从门口传来。

    他手里提着两个保温壶，陈伯特制的川贝炖雪梨。

    “高桥要都市压迫感，你要情感克制感。这两者冲突吗？不冲突。”

    赵鑫把保温壶放下，“压迫感是环境，克制感是人的反应。人在高压环境里强装镇定，这才是更深刻的孤独。”

    张国荣怔住，手指无意识地在琴键上，按出一串破碎的音。

    “所以，我应该唱得更轻，但咬字更狠？”

    “别猜！试试。”

    赵鑫转头看向顾家辉，“辉哥，那段地铁进站的合成器音效，能不能做成从巨响，渐弱成背景噪音？就像人从无法忍受，到麻木习惯的过程。”

    顾家辉眼睛一亮，抓起笔就在谱上画箭头：“对，从200赫兹骤降到80赫兹，人声在80赫兹的背景里浮出来。”

    “那我呢！”

    谭咏麟举着冰袋喊，“我的中日双语歌，现在只有沾哥那句‘垂直雨打圈风’！”

    黄沾已经又灌了一口酒，忽然大吼：“有了！歌名就叫《双城记》！第一段主歌日语，讲东京上班族在雨里等末班车，看见玻璃倒影里的自己，像条湿透的狗。第二段主歌转粤语，讲香港打工仔，在台风天赶地铁，衬衫黏在背上，像第二层皮。”

    他冲到白板前，粉笔唰唰写：

    “东京雨/垂直落下/洗不淡加班到九点的疲惫

    香港风/打圈袭来/吹不散挤地铁三趟的汗味

    可是啊！

    雨里风里/梦里都是你

    隔着海关/隔着汇率/隔着两套天气”

    写罢转身，眼睛血红：“怎么样？”

    谭咏麟呆呆地看着那几行字，冰袋从腿上滑落。

    “沾哥，你他娘真是个天才。”

    四月十八日，下午四点。

    排练室里，温度计显示三十九度。

    空调坏了，但没人顾得上。

    日本舞踏老师中岛晴子，五十三岁。

    穿一身黑色练功服，头发梳成紧紧的发髻。

    她正用蹩脚的普通话，对谭咏麟说：“谭桑，舞踏的精髓是‘内缩’。把能量往骨头里压，动作要慢，要沉，要像在地上生根。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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